宋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后世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元、明、清流行的戏曲、小说，源于宋代繁荣的市井文化；后世盛行的文人画起于宋代崛起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明、清流行的园林、建筑，在宋代已现端倪……家具也不例外。

　　中国传统家具，自商周以降，以跪坐矮形家具为主，隋、唐、五代时引入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并于宋代定型。可以说，宋代家具是我国家具变革历程的节点，也是明代家具的先声。宋代家具以其精致细巧的工艺、轻简秀直的结构和简约清雅的美感，深刻地改变了宋代乃至后世人们的起居、风俗和文化。

　　起居之变

　　早期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坐姿有跪坐、危坐等，并形成了以跪拜礼为代表的一整套礼仪，李商隐诗《贾生》中汉文帝召见贾谊时的“虚前席”，即是对这种起居方式的描述。

　　南北朝以来，随着西域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入，胡床、绳床、靠背椅等高型坐具开始在汉文化地区流行。受到垂足而坐起居方式的影响，早期古典家具开始向晚期古典家具演进。

　　北宋前期的家具仍处于过渡阶段，延续了低坐与高坐杂处的局面，以低坐家具为主。《宋代帝后像·太祖》中的宝座、足承，都呈现出低坐家具的特色。

　　高坐家具的大量使用，是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的。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酒肆、茶楼、居舍、街角等处，随处可见桌、凳等高坐家具。而高坐家具最典型的代表是椅子，《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室内有一空椅，悬挂着“刘家上色沉檀拣香”招牌的店铺里则摆放着一件双人连椅。

　　南宋时，高坐家具占据了统治地位。通过当时的一些绘画，我们可以看出，靠背椅、扶手椅等高坐家具已经普及。其后一千多年的起居方式，皆是对宋代的延续和发展。

　　高坐家具对宋代人起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的握笔姿势从“三指斜执笔法”逐渐向“双苞五指执笔法”过渡，更加舒服、自然；铜镜从手持为主到普遍悬挂在墙上或倚靠在镜架上，镜背面效果不再那么重要，宋代铜镜的精巧程度遂逊色于唐代；建筑顶棚高度也相应提高……

　　风俗之变

　　家具取之于自然，成之于人力，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更是文明的承载物。高坐家具的流行，使宋代人的起居变得更加舒适，也影响了当时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如婚庆、丧葬、出行等。

　　在宋代的婚庆习俗中，家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生活于北宋前期的欧阳修所记，当时举行婚礼有“上高坐”的习俗，即成婚当夜，在两把相背而设的椅子上放置一个马鞍，令新郎坐在上面。到了北宋末年，“高坐”变成了在榻上放置椅子，新郎高坐其上，尽显风光得意。榻、椅分别为低坐家具和高坐家具的代表，从“高坐”仪式中可以看出当时新旧生活方式的交融。

　　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宋金墓室壁画上，还存在着“一桌二椅”的家具陈设形式。例如河南白沙宋墓的一幅壁画中便绘有“一桌二椅”，墓主人赵大翁夫妇端坐在椅子上，侧身观看乐舞。

　　宋人为了追求舒适度，甚至出行时也会携带椅子。在南宋《春游晚归图》中，一位士人春游归来，身后的仆人有的扛着马杌，有的挑着箱盒，还有一个背着太师椅。

　　文化之变

　　家具作为一种日用器物，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实用要求，还要符合人们的审美意趣，即实用性与艺术性并重。因而，不同时代家具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常受所属时代文化的影响，并影响着当时的文化。

　　在大量的宋代绘画作品中，家具和建筑、服饰等一样，是宋人多姿多彩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家具对前代的传承、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对社会风貌的反映：《清明上河图》中数量巨大的桌、凳、椅等家具，向我们展现出北宋末年市井生活的繁华；张胜温《画梵像》中形制各异的家具，生动展示了当时的佛教文化；《宋代帝后像》中的家具，则使我们体会到皇室家具的华丽繁复……

　　宋代之前的唐代在文化上兼容并蓄，多种外来文化在宋代逐渐被消化、吸收，发展出新的本土文化。在此背景下，宋代形成了新的本土家具，在工艺上注重精致细巧，在结构上偏于方正对称，在审美上崇尚简约清雅，改变了唐代家具奢华厚重的特色，走向了以实用功能为主，崇尚简练精粹的道路。

　　宋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李诫所著《营造法式》被北宋官方颁布为建筑、施工规范用书，此书深刻地影响了宋代家具的工艺，使其呈现出理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