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白的《清平调》拟化杨贵妃之国色，写尽牡丹之天香，花面相交映，一如《簪花仕女图》，花容月貌、倾国倾城正在春风沉醉处。说不尽的历史故事为仪态万方的牡丹增加了雍容华贵的厚重，而它又更是文艺缪斯之花，汤显祖之《牡丹亭》、故宫藏宋画《牡丹》等无不借重此花而成千古名篇或传世名画，文艺为牡丹增添了神韵，由此可堪“众芳惟牡丹”。

　　姚黄魏紫

　　牡丹在中国有悠久的栽种历史，而且品种繁多，其中许多是名贵之品。牡丹原为野生植物，在我国分布很广，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成于宋景祐元年（1034），是关于牡丹的早期重要文献，其中有“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的记载。牡丹早期盛行于北方，长安、洛阳都曾是栽培的中心；明代安徽亳州牡丹兴起，1617年薛凤翔《亳州牡丹史》记录了150余个品种的牡丹；同时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也开始盛产牡丹，清代乾隆年间最为兴盛，余鹏年《曹州牡丹谱》记载“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清末当地牡丹已达240余种。牡丹在南方种植较晚，南朝诗人谢灵运说“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永嘉是今日之温州。《越中花品》曾经提及“越之所好，尚惟牡丹，绝丽者三十二种”。周师厚《洛阳花木记》曾记载“越山红楼子，千叶粉红花，本出会稽”，会稽是今天的绍兴。到1942年，上海黄园主人黄岳渊《花经》中有“现今牡丹品种很多，即予真如园中已有四百余种，且年年犹在增加”。可见南方种植牡丹、观赏牡丹也逐渐蔚然成风。

　　牡丹于公元8世纪传入日本，17世纪传入欧洲，19世纪传入美国，从而衍化出各国的新品种，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牡丹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使者。

　　明代王世懋《花疏》云：“牡丹本出中州，江阴人能以芍药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种幻出。”《洛阳牡丹记》中有关于牡丹品类名称的记录：

　　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

　　这里的钱思公指的是对欧阳修有知遇之恩的北宋大臣钱惟演。钱惟演曾任西京留守，浙江文人出身的他入乡随俗，十分喜爱牡丹，在任期间曾修建临阛驿，建双桂楼，园中多植牡丹，从欧阳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钱惟演不仅观赏牡丹，而且留心记录。但是当时欧阳修无暇细读钱惟演所记，后来在《洛阳牡丹记》中欧阳修重新整理了当时流传较广的一些牡丹品种：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花、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擫红、玉板白。

　　从上文的记录可以看到在《洛阳牡丹记》成文之时，“魏紫”这一名称还没有被普遍采用，而用的是“魏花”，姚黄与魏紫名列各品种之首。

　　姚黄与魏紫都是以种植者的姓氏加以冠名的，宋代在牡丹的培育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对于如何分枝繁衍，如何培育新品，各家皆有秘籍。

　　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中对姚黄十分推崇：

　　姚黄，千叶黄花也。色极鲜洁，精彩射人，有深紫檀心，近瓶青旋心一匝，与瓶并色，开头可八九寸许。其黄花本出北邙山下白司马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园中传接虽多，唯水北岁有开者，大率间岁乃成千叶，余年皆单叶或多叶耳。水南率数岁一开千叶，然不及水北之盛也。盖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粪壤，非其性也。其开最晚，在众花凋零之后，芍药未开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洁之性，敷荣之时，特异于众花，故洛人赏之，号为花王。城中每岁不过开三数朵，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录魏花：

　　魏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家。姓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

　　魏相即魏仁溥，看花的人需要交十数钱，登舟渡池才能至花园观赏，这也是比较早的关于付费赏牡丹的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