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重才是钟嵘和其他南朝文家的共识。而以才之有无和大小多少及是否有所缺失等品评诗家则是钟嵘品诗的一个特点。钟嵘认为，从汉至梁这六百年间为五言诗者，何啻千数，但够登其《诗品》者，即有诗才的人，仅只120人。他们即《诗品序》所谓：“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对于那些“虽谢天才”而“表学问”（《诗品序》）者，则认为“无涉于文流”（同上），不予登录。或虽作登录，却予以批评。故上品有“有殊才”的李陵（评李陵诗条），有被人誉为“才高八斗”（见下）的“诗中之圣”（《诗品序》）曹植，有被称为“大才”、“高才”（评陆机诗条）、“诗才如海”（评潘岳诗条）、“体贰之才”（《诗品序》）的陆机，有“诗才如江”（同上）的潘岳，有“才过鲍照”（《诗品下》评鲍令晖、韩兰英诗条）的左思，有“实旷代之高才”（“高才”原作“高手”，今从韩国车柱环氏校改，评张协诗条）的张协，有被誉为“才高词盛”（《诗品序》）、“体贰之才”（同上）、“兴多才高”而又自诩为“天下有才一石，我得一斗”的谢灵运；中品有“讦直露才”的嵇康，有“既体良才，又罹厄运”（评刘琨诗条）的刘琨，有“俊上之才”（《诗品序》）的郭璞，有“才章富健”（评戴凯诗条）的戴凯，有“是经纶文雅才”（评颜延之诗条）的颜延之，有“才力苦弱”（评谢瞻等四人诗条）的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有“才思富捷”（评谢惠连诗条）的谢惠连，有“才秀人微”、“才亚左思”（评鲍照诗条）的鲍照。有“意锐而才弱”（评谢朓诗条）的谢朓，有“才尽”（《诗品中》评江淹诗条、评沈约诗条）的江淹；下品有是“才流”（评班固等三人诗条）而却遭遇不幸的班固、郦炎、赵壹，有“人非而文才是”（评苏宝生等四人诗条）的苏宝生、陵修之、任昙绪、戴法兴，有“情过其才”（评汤惠休诗条）的汤惠休，有“才亚左芬”（评鲍令晖诗条）的鲍令晖、，有“有盛才”（评王融等二人诗条）而却不善写五言诗的王融、刘绘，有“诗虽平平”却“多自谓能”（评袁嘏诗条）的袁嘏；另外，还有被钟嵘恭维为“资生知之上才”（《诗品序》）的梁武帝萧衍；当然也有才名不符所誉的何长瑜、羊曜璠及“不称其才”的范晔（《诗品下》评何长瑜等三人诗）等。到此，不禁要问，在中国诗论史上，能找得到几个似钟嵘这样以“才”作为具体标准专门品评诗人的呢？应该说，《诗品》是第一个。短短一部《诗品》，就用了30多个“才”字。其中，《诗品序》有7例（含“三才”而不计“才能胜衣”），《诗品》正文有20多例。或许有人会说，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就用了8个“才”字，而《才略》篇有17例，再加上散见于其它各篇的用例，肯定比《诗品》多。但认真分析研究，《文心雕龙》用例虽多，却不是专门论诗之作，而是泛论“文、笔”作品；不是只论诗才，而是通论“文才”，写作三十多种文体的才能，即“全才”。钟嵘《诗品》则相反，是专论“诗才”，即“偏才”。他从诗歌的本质出发，以“吟咏情性”为标准，强调指出“诗”与“经国文符”与“撰德驳奏”在写法上的不同，即写诗需要“天才”，而写作“经国文符”，只需要“学问”。《诗品序》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