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养女”事件再起波澜 鲍毓明发文十问涉事女孩

“性侵养女”事件再起波澜 鲍毓明发文十问涉事女孩


来源:家长学院 文章作者:佚名

 

  在李星星的口中,鲍某明到了烟台之后,日益的喜怒无常。

  2017年,家里换了一个新马桶,鲍某明很高兴,叫李星星去试。李星星说现在没有,还不想上厕所。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间,扒下她的裤子,按坐在马桶上。

  李星星没有隐私。上厕所,鲍某明不允许她关门。他随时会登陆李星星的微信、QQ。鲍某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李星星在家做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

  李星星给《南风窗》记者听一些语音。

  在这些语音里,鲍某明大声呵斥李星星不应该在朋友圈诉说自己的痛苦,“微信发完朋友圈发,你就不能不说吗!”他告诉李星星,“沉默是金啊!”

  “他不让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他都不让我说出来。就算我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要我说。”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

  李星星的抵抗情绪,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包围、瓦解。

  鲍某明一开始说,“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后来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最后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你。”

  他反复纠正李星星说话的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

  这一套具有体系功能的话语,消解李星星的意志,让她不敢离开。

  类似的话,还有鲍某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星星回忆一些场景。

  她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鲍某明问她,“你是不是喜欢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种事’”;她去动物园,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鲍某明悄悄凑过来,说,“人和动物也能做”;李星星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鲍某明也告诉她:“你妈妈和你也能做”。

  李星星很喜欢一只洋娃娃,鲍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时,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处。李星星有一阵子很认真学习,鲍某明就对她发脾气,“弄个学习都比我重要!”

  小女孩的一切爱好、热情,都逐渐臭了,死了。

  李星星后来写下过一句话,“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鲍某明好像就是对的。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业顺风顺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国内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董事。

  李星星告诉《南风窗》记者,她后来会“发病”,按照鲍某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但清醒过来后,又感到痛苦。

  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很正常”“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这一套话,鲍某明就像“背书”一样,只要说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这些话是牢笼,是炭火。

  她感到被炙烤。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烟台自杀,被他人救下,送警。

  当时的她,仍旧未成年。

  “给我现在的女儿,未来的妻子”

  “高烧”、“经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4月9日,李星星在烟台市芝罘区某派出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当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

  鲍某明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

  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有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她还告诉警察,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都有很多“儿童色情片”,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

  很快,烟台市芝罘区刑警大队几名刑警来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笔录。

  李星星不再愿意喊鲍某明叫“爸爸”,而是代称为“坏蛋”。

  但她仍旧保留着很多13岁时的习惯,总是很尊敬地称呼其他每一个人,“警察叔叔”“阿姨”“哥哥”。

  李星星向《南风窗》记者回忆做笔录时的场景。

  在正式笔录之前有一个小笔录,之后还有一个补充笔录。办案区的铁门关上了,她和几个警察叔叔在里面,中间有叔叔在抽烟,也有别的叔叔偶尔进来。

  一位警察叔叔问她,“鲍某明打你了吗?”

  李星星说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一只手突然过来,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问李星星,“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回忆到这里,李星星突然哭出声来,“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坏蛋掐我的感受。”

  4月9日后来的记忆是有一些混沌的。

  李星星只记得快做完笔录的时候,芝罘区检察院也来了一位刘检察官,是位“阿姨”。

  2020年3月25日,芝罘区检察院一女性检察官在电话中,向李星星证实,对这一案件,当时实行了检察院提前介入。

  再后来,她发烧难以支撑,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她却睡着了。

  她醒来之后,鲍某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

  鲍某明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他向李星星挨过来,李星星向旁边让,他又靠过来,连续靠过来两三次,李星星还是让。她很惊恐,抬头望向对面的“警察叔叔”。

  李星星记得,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当时正坐在对面,一切看在眼中,没有出口制止。

  鲍某明开始细数自己对李星星的好,“我是对她最好的人”。

  4月9号,就这样过去了。

  鲍某明被放回家了。

  后来的事,对于李星星来说,每况愈下。

  几天后,警方告诉她,找不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李星星说自己知道在哪里,去指给警察看。她和妈妈去了派出所,对方却告诉她,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

  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对方没有给她。

  她要求再次报警,该派出所没有接受。

  直到4月中下旬,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李星星,叫她去领《撤案决定书》。

  李星星拒绝。

  但这份《撤案决定书》,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时,还是给到了她的手上。

  6月份,警方再无回音,李星星不想活了。

  她跑去派出所门口闹,民警叫她去找鲍某明。

  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马上就死了”,心一横,一个人跑去找鲍某明。她想叫鲍某明承认错误,“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

  在鲍某明的家里,他们厮打起来。

  两人又被带到了芝罘区该派出所。

  这件事的结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鲍某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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